2016年01月11日

印在日元鈔票上的學者

  在目前流通的一萬日元的鈔票上,印著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年—1901年)。正是這位出身低賤而又性格叛逆的學者,在100多年前將原本崇尚中華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并推動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擴張。

  熟讀中國經典,初顯叛逆性格

  19世紀初,日本正處于封建社會后期的江戶時代,當時,中華文明的影響在日本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武士階層,將儒教視為教養的基礎。出生于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崇尚中華文化的環境中。從十三四歲開始,福澤就被送入私塾學習經史子集,光《左傳》就通讀了11遍,成為一個小小的漢學家。

  然而,等級森嚴的封建制度讓小福澤感到異常的壓抑,產生了強烈的叛逆心理。有一天,福澤出門時踩上了一堆廢紙,結果被哥哥狠狠斥責了一頓:“你沒長眼睛嗎?上面有老爺的大名!”福澤雖表示了歉意,但內心很不服氣:“我又沒踩老爺的腦袋!踩一下寫著老爺名字的廢紙有什么關系!”為發泄心中的不滿,他偷偷把家里供奉的神符扔在廁所亂踩一頓,還把叔父家供奉的“仙石”換成了普通石頭。每當家人進行祭祀時,小福澤就會躲在一邊偷笑。

  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消息震驚了全日本,傳統的華夷觀開始動搖。1853年,4艘美國軍艦來到日本,逼迫幕府開港通商。西方人的船堅炮利讓日本人羨慕不已,一時間,全國到處都在大談學習西洋武器的重要性。第二年,19歲的福澤也加入了這股熱潮,他離開故鄉赴長崎學習炮術,之后又轉到大阪鉆研物理和醫學。在這里,福澤學習了近代科技知識,開始疏遠、鄙視封建的儒家文化。

  乘船遠渡歐美,嘆服西洋文明

  1860年,福澤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第一次見到了西方社會的發達。當這些腰里帶著佩刀,腳上穿著草鞋的日本使節剛剛走進下榻的飯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買一寸見方的絨氈做錢包或煙盒,而美國人竟然把整塊絨氈鋪在地上,穿著鞋在上面走來走去。

  1862年,福澤又隨日本使團遠赴歐洲考察,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國。由于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數十個鐵絲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里擺滿了山珍海味,“這時不管多么討厭西洋人,心理也不會有‘攘夷’之念了”。福澤不禁慨嘆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考察醫院、銀行、郵政、兵制、議會等,他深刻認識了資本主義發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變不可,同時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根本改變。他諷刺中國是“不擅變革之國,一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隨機應變,妄自尊大之風盛行……”

  回到日本后,福澤立刻開始著書立說,宣傳文明開化。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啟蒙思想的代表作《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勸學篇》開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和儒教漢學,認為文明的關鍵是個人的自由和獨立,“個人獨立則一家獨立,一家獨立則國家獨立,天下獨立”。福澤還主張國家不論大小,應一律平等,不能恃強凌弱,“只要真理在,非洲黑人亦需畏服,本著人道,英美軍艦亦不足懼!”他意圖通過宣傳文明開化,使日本擺脫列強欺辱,實現富國強兵和國家獨立。

  鼓吹“脫亞入歐”,倡建“西洋日本”

  然而,伴隨著日本的國家實力在明治維新之后不斷膨脹,福澤迅速拋棄了先前主張的國際公理,提出了“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數冊親善條約不如一筐彈藥”的謬論。

  福澤認為,國際關系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禽獸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國,日本也是禽獸中的一國,“應加入吞食者行列,與文明人一起尋求良餌”,以“在亞洲東陲,創立一個新的西洋國(日本)”。那么“良餌”是誰呢?

  1884年10月,福澤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東洋的波蘭》一文,文章提出:15年后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日本將理所當然地占據臺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并野心勃勃地刊載了一份瓜分中國的預想圖《支那帝國分割之圖》。至此,福澤“文明論”的真面目終于曝光:當自己是弱者時,呼吁“真理”;一旦強大時則提倡“壓迫”。這種弱肉強食的亞洲觀,最終形成了其“脫亞入歐”的思想。1885年,福澤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全面地闡述了“脫亞入歐”的主張。

  “日本雖處亞洲東部,但國民精神已脫亞洲固陋,轉向西洋文明,雖常說‘唇齒相依’,但現在的支那(中國)、朝鮮于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污我名,當今之計,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朝鮮,亦無須特別客氣,竟可效仿西洋人處之。”福澤的主張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認同,在此后的100多年間,幾乎歷屆日本政府都將“脫亞入歐”作為基本國策。

  親自參與侵朝,影響日本百年

  福澤不僅是“脫亞入歐”理論的提出者,而且還是積極的實踐者,他不僅積極參與了1884年日本入侵朝鮮的行動,還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后大力鼓吹向中國開戰。當時,年近花甲的福澤不分晝夜地執筆撰文,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大造輿論。他先是宣揚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事關日本前途命運,必須取勝,接著又肆無忌憚地煽動日軍搶掠中國財富,稱日軍“目中之所及,皆為戰利品。務要刮盡北京城中金銀財寶,無論是官是民”。他甚至還勸說天皇御駕親征。

  日軍贏得甲午戰爭后,福澤認為,喚醒民眾的第一大使命業已完成,脫亞稱霸東方已成為日本的第二大使命。于是,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條惡毒的建議,要求清朝割讓旅順、威海衛、盛京省、山東省和臺灣等領土。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00年,還建議日本政府應乘八國聯軍侵華之際,大舉侵占中國領土。

  作為一位啟蒙思想家,福澤的確有偉大之處,但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亦難辭其咎。他對亞洲的偏見、蔑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這種普遍存在的歧視,成為日后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因此,二戰后,臺灣人民視他為“最可憎恨的民族敵人”,朝鮮人民把他看作是“破壞朝鮮近代化的民族敵人”,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脫亞入歐”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