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11日

華爾街的中國女人

  在人們歷來的想象中,華爾街這個操縱著整個世界金融命脈的地方一直是那些身著深色三件套裝西服、講究繁文縟節、因聰明過度而過早“絕頂”的白種男人們冒險與游戲的天地;因此,香港出生的亞裔女性AmyKong的成功就格外地令人關注和側目。獲得紐約大學MBA的AmyKong,于1985年到1995年的短短十年期間,將美國大學教師退休基金(CREF)亞洲投資組合的規模增長了100倍,即從5000萬美元擴張到50億美元,而這些投資增值幾乎占當時美國大學教師退休基金海外投資增值的絕大部分。憑著這份驕人的投資業績,AmyKong在傳統的男人當道的國際投資界穩穩地占據了一席之地,并被有關媒體評論為是一個“tigerish”(虎虎有生氣)的女人。

  伍惠文(AmyKong),出生于香港,中學時代隨家移居美國,早年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院,1980年獲紐約大學商學院金融專業碩士學位;1983年加入BNP公司,擔任基金推薦經理;1985年加入美國大學退休教師基金(CREF),成為其亞洲投資組合業務的投資管理人,在其任內,AmyKong把CREF亞洲組合的規模從5000萬美元擴展到了50億美元,并覆蓋了亞洲的主要資本市場;1998出任設立于紐約、專門面向中國內地的高成長企業進行風險投資的賽博投資基金(CyberCityCapital,LLC)總經理。

  分析致勝

  ——紐約、香港、深圳、上海、北京……

  這些不同質的城市構成了AmyKong廣闊的活動區間,華爾街的資本則通過她看似繁雜的行動軌跡輻射出單一的數字旋律:流動和增長。

  “我其實并不是個很有野心的人”,AmyKong在介紹自己時說道,“我很少去想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樣;但就我的個性而言,我的確不喜歡每天重復做同樣的工作,而是常常需要去尋找新的挑戰。所以,上大學時我就決定自己今后要去做金融與投資,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符合我個性的事業,金融投資領域會令人體會到一種不斷變幻著的、有時甚至會令人感到窒息的巨大的風險、壓力和挑戰,同時也會讓人體會到如在峰巔般的成就感和成功的欣快。”

  所以,1980年AmyKongMBA畢業后就堅決地闖入了華爾街,當時正值美國經濟低迷,AmyKong只能從兼職證券分析員做起。“我當時拿到的每小時15美元的薪水是美國證券業的最低薪金,但我還是堅持了下去。”AmyKong說道。1985年,由于其亞裔的背景和華爾街的從業經歷,一家獵頭公司找到AmyKong,并使她成為了美國大學教師退休基金亞洲區的投資管理人。從此,AmyKong踏上了她事業的嶄新出發點。

  很多人單純地以為是女人的直覺幫助了AmyKong在動蕩不定的亞洲資本市場上規避風險并獲得可觀的投資收益,AmyKong對這樣的看法很為不屑:“這絕對不是靠什么直覺,而完全是分析的結果。”AmyKong說道,“在投資這個領域,不經分析而單憑直覺做事肯定要失敗,眼光最終只能來源于對各種復雜相關因素的分析,而我天性就喜歡做分析。”的確,從AmyKong神采奕奕的目光里,我們感覺更多的是一名職業投資者理性的睿智和精明。

  看漲中國

  雖然身在紐約工作,但AmyKong的頭腦和心卻一直縈繞在亞洲。或許是早年生長于香港的緣故,AmyKong對亞洲始終情有獨鐘,并堅持認為亞洲相對拉美和東歐,投資回報會好得多。她自己的實際投資業績也充分證明了她這一觀點。幾年前AmyKong對亞洲的投資,主要還集中于東南亞和韓國;而對于中國內地,雖然她一直抱有很強烈的興趣,但由于種種限制,她所管理的基金一直沒能大規模地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

  1998年,募集有10億美元風險資本,專向投資于中國IT產業的賽博投資基金在紐約成立,董事長蔣小明邀請AmyKong出任基金的總經理,這使得AmyKong從此擁有了一個可以大規模向中國投資的行動載體。“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投資了四家中國的高科技企業,”AmyKong說道,“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對于很多企業只要問上幾個問題我就能判斷出它們是否值得投資。不過我們在初始投資時都非常謹慎,只有在3年內能給我們帶來至少20倍以上投資回報的企業我們才予以考慮。所以,有水準的管理團隊、產品的差異性和競爭性優勢、市場的高成長性以及較高的進入壁壘是我們在衡量企業時的幾個主要指標。”

  中國的軟件產業在經歷多年的發展之后,雖然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相對于其它國家尤其是美國還是非常落后,相應的軟件企業發育也不是很完善,這其中有著深刻的制度上的和文化上的根源。“其實,現在中國的投資環境,還不是特別成熟,”AmyKong說道,“有些東西我們企業能解決,但有些東西是企業解決不了的。因為大環境不好,所以我們就只能做小環境,我們基金的伙伴企業——深圳賽博維爾軟件產業園的建立也正是基于這個理由。通過這樣的運作,賽博投資基金就成為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個擁有自己孵化園區的風險投資公司。而且我們不僅只是在硬環境上做一些種花栽樹的工作,我們更重要的、也更擅長的是做軟環境,做配套的技術和金融方面的服務。我們這個基金通過參與建設知識經濟特區,把國際風險資本引入深圳,從而帶動起資本潮和技術移民潮,并進而達到促進高科技創業企業在中國發展的目的。”

  在中國做風險投資,一個主要的風險就是中國相應法律建設的滯后。“中國的法律并不是很完善,”AmyKong說道,“法律不完善的結果是,一切事情都經常要通過人的關系、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雖然這對于我們風險投資基金而言,是額外增添了許多的困難,但是,我們也不能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再來。所以在中國做風險投資,最重要的一個素質就是不能灰心。我以前一直在做國際投資,我知道在國際投資中,文化差異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國家,文化、社會、經濟等很多方面都有許多不同,因此要用不同的辦法來解決,一種手法走遍全世界的商業模式現在還沒有。我自己是中國人,多年來也一直在跟中國人打交道,對中國的情況比較熟悉,所以,我們擁有著其它外國公司所不具備的優勢。”

  關鍵指標——人

  國際風險投資界一直流傳有一句名言:寧可投資于一流的人來開發三流的項目,也不投資三流的人來開發一流的項目。所以,風險資本家在投資決策中,放在第一考慮位置的始終是人。“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投資當然最看重的也是人、是創業團隊的整體素質。”AmyKong說道,“其實技術并不是很重要,有了合適的人,我們可以從外面引進技術。中國不缺聰明人,目前最缺乏的是能夠實踐國際通行管理理念的企業家。而且,中國跟硅谷不同,硅谷各個行業都已經很發達,所以他們著重要看企業的產品、技術是不是很先進;但中國還沒到這個地步,中國還在追趕。所以,人的因素就至為關鍵。在社會信用普遍匱乏、管理理念也未能與國際接軌的條件下,如果企業家不能百分之百跟我們一條心,一心一意地與我們合作,我們是決不會對他投資的。”

  在對待人的問題上,中國和美國有很大的差別,“在美國是用制度來管人,在中國還很講究用人來管人,”AmyKong說道,“但我認為在中國我們還不能完全照搬美國的那一套,還得一半對一半。所以,我們投資企業首先要看其產權是否清晰,其次才是調整其產權結構使之趨于合理,以便于充分調動企業家及其管理團隊的積極性。”

  企業的資本結構面向國際市場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從這一點上說,賽博投資基金與其它許多風險投資基金一樣都正在為中國的風險投資業譜寫著序言。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一批本土的但有著全球意識的企業家,既是賽博投資基金對中國的貢獻,也是其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而AmyKong作為這一使命的承擔者,已經準備好了將自己的未來20年時間用于中國來冒險和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