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11日

邁克爾·斯登哈德——足智多謀的投資家

    邁克爾·斯登哈德20年的投資生涯是投資史上最偉大的事業之一。如果你在1967年7月,在斯登哈德合伙公司開業時,投1萬美元于他的套利基金,20年后,你將得到100萬美元,年均綜合增長率 (扣除他的代理費)是27%。他是如何成功的呢?

    原因之一是斯登哈德每年付給其在華爾街的智囊團3500萬美元酬金。只要你愿意,這些錢可買到華爾街大量的研究成果:上百頁的公司分析、經濟計劃、外國概況研究。事實上,斯登哈德本人也曾經做過金融分析方面的工作,為 《金融世界》寫過稿,并為洛布。洛茲公司作過分析員。

    其實,邁克爾·斯登哈德對華爾街的研究不太感興趣。在大多數投資者的桌子上你可看到許多由經紀人提供的年度報告,及公司幾年來的形勢,未來前景的研究等。但是,如果你看看斯登哈德的辦公室,你幾乎看不到這些東西。但所付的3500萬美元究竟買了些什么呢?付出這么多酬金,斯登哈德并非要買所謂的預言,這些預言他以前處于被華爾街稱作“賣方”的位置時也編造過。他只是希望這些預言能讓他在無數的競爭對手面前多一些優勢。

    另一方面,頗有收益一詞還不足以描述他的巨大成功。他從“方向性運動”中獲取巨大的收益。如他所說的:“我們進入債券市場是因為我們預計利率會朝著某個方向運動……我首先看的是股市運動的總體情況,然后試圖找出一些能符合我們觀點的股票。這與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找有利可圖的大公司而不顧市場的觀點相反。”

    斯登哈德能夠被稱作足智多謀的投資家。首先,他有一個大的、總體的、與我們通常從讀報中得出的概念一樣的概念:日元將要上漲,通貨膨脹將更厲害,該是石油股價回升的時候了。有一個總的框架后,他著手尋找個股。

    由于他付了傭金,因此,他可以不斷地獲得有利可圖的交易的消息。“我們低估了通用電器公司下年第一季度的贏利。”“花旗銀行使巴西處于貨幣危機中。”一些華爾街的經紀人公司如此有影響,以至于他們改變主意就影響整個市場。當這些重要的分析家改變主意時,斯登哈德希望自己是“第一知情者”(“第一知情者”現在的優勢大不如前了。在1970 年和1971 年那種瘋狂的年代,或是在任何一個華爾街能取得一致的年代里,這種優勢地位是無與倫比的。現在,像斯登哈德這樣的人已不在少數,一個行動迅速的精明的投資商很容易從經紀人公司得到最早的通知。這正是每年數百萬代理費用所買來的權利。它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讓你得到超過配額的緊俏原始股。在華爾街這種饑不擇食的情況下,這一優勢無疑等于是在你的銀行戶頭上生出了一大筆財富。)。分析家無須準確,因為只要那些在斯登哈德之后得到信息的人認為他的分析是準確的就夠了。所以,如果你看報發現有人說得克薩斯儀器的股票將要上漲,而它第二天真的上漲了,不要驚訝:斯登哈德或許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

    從經紀人立場來看,同斯登哈德打交道的最大優勢是,如果他信任你,他會立即給你指令,不會優柔寡斷。從一個緊急電話中,你能得到一個 10萬股的指令。為此,你必須全神貫注。如果經紀人被某一股票纏住,他也可能以合理的價格幫他買下很大一部份。作為回報,如果斯登哈德得到有關某一股票可能下跌的消息,他可以讓經紀人設法阻止這一消息廣為人知。

    對于斯登哈德來說,正如賽場上的賽手,做短線,才是實實在在的。做長線,華爾街研究所講的長線,是今后的事情——夢里世界。作為投資者,斯登哈德認為,一點點的收益——5%、10%、15%等不斷增多的收益,比起那種買股票存起來,等到來日上漲,要舒服得多。因為,這么遙遠的事情可能根本不會實現。例如,1983年,他以117美元的價格買了80萬股IBM,這個股票上漲幅度較慢,漲了15%。大多數股民查報紙,觀察漲勢,覺得不甘心于此,就沒有理睬它。后來,該股又跌回了120美元,到手的收益又沒有了。而斯登哈德不同的是借了1億美元,以每股117美元買入,132美元賣出,賺了1000多萬美元。然后,在股價達到頂點時賣空了25萬股,在它跌到120美元時平倉,又賺了幾百萬美元。

    在很多時候,我進行交易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利潤,”一年中每一兩個月就賺一筆錢的斯登哈德說,“而更多的是它能為我提供其他的機會。我得到了接觸許多事情的機會。交易是催化劑。我很羨慕那些做長線的投資者,他們可以為一長遠的目標而不斷地等待。事實上,歷史上沒有哪個成功的投資者能夠勝我二倍或三倍。我總是賺些小利潤,但我賺的大多數錢都等了一年多的時間。”這就是斯登哈德允許的“方向性”下賭注的時間限度。這可能長于他的大多數交易的時限。

    但是,對于斯登哈德來說,更成功的是短期證券交易,他善于推測大市場的短期走勢。他有時依據財務杠桿做多,有時轉到凈空。“我有五六個證券分析員,三四個交易員,一個經濟師。經濟師的任務是尋找哪一段時間經濟將會有重要變化。我所希望的是我可以憑借這個經濟師的觀點在眾多的相同或不同的觀點之間找到差別。”

    有人認為,斯登哈德是一個保守的經營者,盡量避免長期的投資。一個基金的客戶,即共同基金的董事長喬治。基恩說,“盡管他的賬戶上每年的周轉率都很高——500-1000%,但是,我認為斯登哈德是一個低風險的經營者,他總是做短線交易。”

    他經營著三家合伙基金。一家是針對國內付稅投資者的,大量利用杠桿利率——即借錢;另一家則很少使用杠桿利率,它的客戶是國內的免稅機構;還有一家為外國人服務。它們在選擇投資方向時幾乎是一致的,其差別是投資者種類不一。斯登哈德把每個合伙基金的合伙人的人數限制在至多99個股東。如果有更多的股東,他將不得不把這家基金注冊為投資公司。幾年來,他一直在這個限度內活動。合伙人公司每年開一次變更大會,一些人退出,有一二個人補進,但是仍有一串長長的候補名單。

    當斯登哈德對某一種投資信心十足時,他會通過自己最早成立的機構——斯登哈德合作基金大量借錢。有一些例子,一個是我剛才說的1985年IBM的漂亮的一仗。另一個是在1981年,他得知中期國債可能有利可圖。他的合伙人、經濟師喬治。亨利(曾經是聯邦儲備銀行的官員)認為,現在的14%的利率可能要下調。他投資了5000萬美元,借了2億美元,買了2.5億美元的5年期國債。然后,他焦急地等待著利率下調(這時,基金賬面虧損了1000萬美元)。他失去了一些客戶,但最終這個賭注賭贏了。投資2.5億美元(其中基金只有5000萬美元),賺了4000萬美元。斯登哈德合作基金在1981年有10%的收益。第二年,他投資中期政府債券,收益上升到97%。

    不到3年,斯登哈德又回到了債券市場。1984年后期,他投資4億美元,絕大部分是借來的錢,購買中期政府債券,賭利率可能下調。他的賭注再次下對了,那時利率創記錄的高,最優惠的利率接近15%,長期利率是13%。

    1985年7月,他以2500萬的利潤售出債券。

    正如他的助手所說,“對這個人來講,沒有什么可以讓他膽怯的事。”

    他喜歡主動出擊。例如,他插手IBM之事是因為聽了一位同事的話而行動的。

    這個同事以為斯登哈德可能要買2萬或5萬股。事實上,他買了幾十萬股。

    斯登哈德白天的時間是在一個大的船頭形的木制控制臺后度過的,里面充滿了熒光屏,按鈕及閃光燈。他認為不能穿得很特別。他的典型打扮是:開領的黑色T恤衫,配上深色的褲子。他體型胖而圓,留著絡腮胡子,圓柱形的肚子凸起就像海豹。他嗓音柔和,略帶嘶啞,舉止溫文爾雅。他談吐不凡,與其說是華爾街的股民,不如說更像雜志社的編輯。他承認他超重:他曾經去過大峽谷牧場,一個亞利桑那的溫泉減肥,但效果不佳,因此,他4天就回來了,而不是原定的7天。

    像大多數投資者一樣,斯登哈德白手起家。他出生于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珠寶商家庭。一歲時,父母離異。作為補償,他的父親沒有給他現金,而給了他100股費城迪克西水泥公司的股票,及100股哥倫比亞天然氣股票。

    斯登哈德13歲時,在布魯克林著手研究交易報道及跟蹤“世界電訊”上所載的那些股票價格。他說過,“我那時對股票一竅不通,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一個人了解股市。”他開始頻繁地進入美林公司的辦公室,“同這些吸著雪茄的老人觀看屏幕。我被它迷住了。”不久,他開始買賣股票。

    格外高的智商使得斯登哈德16歲就完成了高中學業,考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金融學院,19歲畢業。1960年,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他的職業:去卡爾文·巴洛克互助基金從事研究工作,一周80美元薪金。但巴洛克說,他在那兒并不成功。在短期地為《金融世界》寫作前,他加入了美國的軍事經濟工作。他的不斷蹦出的怪念頭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回答某一個具體問題,如“你對通用汽車公司怎么看”?最終,他被解雇了。“那真糟糕。”他說,“我以為我在華爾街的生涯從此結束了。”

    后來,斯登哈德在利布·羅茲公司做分析員。他第一次推薦的股票是海灣和西方工業公司的股票,漲了三倍。很短的時間內,斯登哈德就成為首席分析師。他也開始同另外一個叫霍華德·貝科維茲一起合作。貝科維茲曾在A.G.貝克爾工作,他將斯登哈德推薦給他的異父兄弟杰羅德·法因,管理多米尼克合伙人的資本(他們三人均是同年進入沃頓學院的)。1967年7月10日,斯登哈德、法因和貝科維茲三人籌集了770萬美元,成立一家公司,敲響了財神之門。公司首年獲利30%,第二年獲利84%。這和標準普爾綜合指數的6.5%和9.3%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開始了自己的事業,斯登哈德不會再回頭了。

    “那段時間非常美好,”斯登哈德回憶道。至1969年底,公司已有3000萬的資本。這三個30歲以下的創辦者均成了百萬富翁。

    斯登哈德是主要的交易者,而法因和貝科維茲從事研究。公司在70年代增加了很多員工,但步子總是很快的——到目前為止一直這樣。斯登哈德說,它意味著“來不及吃飯,去做要經歷14次談判的交易。”10多年高強度的、幾乎是偏執狂式地致力于股市投資,使得斯登哈德感覺到他的視野太狹窄了,他渴望休息。

    “我總是有目的地專注于某一個問題。我為我的家庭做了什么呢?我為這個世界做了什么呢?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情嗎?”因為不斷地被這些問題所困擾,被10年來的投資事業弄得疲憊不堪,斯登哈德于1978年休長假。他把自己600萬凈資產中的400萬交給當時已有1.1億美元資金的斯登哈德合作基金料理,退休了,正如他說的,他抽煙太多,太胖了(210磅),決定“永遠退休,決不回來”。但是,他的朋友們根本不相信,因為他太專心于工作,不可能這樣放棄。

    他沒有再接近辦公室,如他所聲稱的那樣,也再不看有關股市的報紙。

    他開始尋找其他的興趣。大部分時間和他的家人住在第五大街的、可以俯瞰中央公園的公寓及他們的位于紐約州北部基斯科山脈的24英畝的休閑地。在那兒,他種草莓,做果漿,彈鋼琴,打網球,讀猶太教的《舊約》,研究園藝和瑜伽,散步和放松,修整房子,幾次去以色列旅游。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他那“光榮的事業”中去了。

    因為斯登哈德休假的那年,他找不到合適的賺錢的職業。“我曾試圖做一些沒有太多約束的職業,”他說,“休長假可以讓我回去做如以前同樣的事,但對于工作的目的有了更廣泛的認識及更少的疑問。”即不再完全為錢而工作。他個人的財富據統計可能超過了1億美元。

    至于他的合伙人,法因1976年離開,在康涅狄格成立了他自己的投資合作基金——查特·奧克機構(后來他為哈佛經營一些基金)。貝科維茲1979年接著建立了HPB合作基金,也是一個私人的投資基金。于是,斯登哈德單槍匹馬,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擁有他的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

    斯登哈德和他的妻子朱迪周末在紐約基斯科山外的那座漂亮的小別墅里度過。那兒有一個人工池塘,網球場,游泳池。有一天,我碰到他時,他穿著綠色汗衫,灰綠色的耐克軟底鞋,配著白襪子。當時,別墅內有很多人。

    兩匹馬在新草地上吃草。有一間現代化的房子給看護人用。一間原始的小木屋原本給客人們游泳更換衣服用,斯登哈德把它改造成他單獨的辦公室,里面有電腦、電話、傳真。有時,斯登哈德宣稱他要在那兒休息,并邀請朋友來玩。但是,他總是待在辦公室,盯著熒光屏和電話,而無暇顧及他的客人。

    斯登哈德在紐約皇后區擁有一間商用溫室。他在那兒種了9—10種草,并以草藥之名,在市場上出售。“那是用來賺錢的,”他曾經說。但是從來沒有成功,所以后來他把它賣了。但是,他是布魯克林植物園的投資代理人。

    后來,他開始投資于電影業。

    他對納粹大屠殺很震驚,并且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書。因為熱衷于猶太人的歷史,他去了以色列很多次,并且在那投資。他迷戀那塊大地,以至于他皈依了猶太教。他認為,他現在從事的資金管理方面的工作不能將他升華。

    他期望有朝一日他能夠更上一個等級。我問他如何把他的后人從過于富裕的危險中解放出來(他的兒子正在聽我們講話),斯登哈德想了一會兒說,他希望能夠通過把他做人(而不是宗教的)的觀念傳給他的孩子來實現這個目標。

    并不是每個人都能跟上斯登哈德的節奏,都能理解他因投資失誤所導致的不耐心。他的雇員認為,事實上,他對自己比對別人更苛刻。“無論股票是否是由他選擇的,”哈里斯聯合會的波特。福爾曼說,“他都將失誤歸于自己。”斯登哈德承認。“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我這樣要求別人可能有些不太現實。”

    《華爾街雜志》的一篇文章引用他以前的雇員的話:“那是個分娩般的經歷,在那兒工作是種無法相信的痛苦。”斯登哈德“像鷹一樣盯著你所有的每一種股票”。分析員補充道,“他要答案。不回答每一個股票的問題,他不會讓你走。這對有些人來說是太緊張了。”

    在這些不當的——也許是自加的——壓力下,有些人認為斯登哈德可能會再次退出。如同他所說的,“有時我想離開股市。有許多事情我已經做過。

    我總是認為應該從事一些對別人更有用的工作來度過我的時光。“

    例如,他在休假期間的一個觀點是:去以色列投資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那兒投資環境惡劣——高通貨膨脹,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小國寡民的生意頭腦。他同他的以色列合伙人在所謂的開發區從事房地產和建筑業。最終,他被以色列腐化的商業氣氛給搞垮了。但是,他沒有放棄。他買了這個國家最大的紙箱廠的股份,并且把以色列(MSC股份有限公司)介紹給美林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