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11日

投機大師巴魯克(三)

  也正由于大危機,巴魯克則對群體的盲動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他認識到,作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人們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當成群結隊、情緒相互影響時,卻全變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漲時過于興奮,而在它下跌時又過于沮喪。巴魯克譏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盡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嗎?”直至今日,群體的盲動在股市中仍以各種翻新的形式周而復始地上演著。譬如網絡經濟概念股之類,真教我們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魯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眾永遠都是錯的,那么要想在投資中獲利的話,非得與大多數人反向操作才行。在這里,我們也許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雖然在某些方面頗為偉大,但在證券投資上卻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還記得上文中巴魯克以“對沖”來救丘吉爾一把的故事嗎??

  也正是由于其獨立獨行的投資風格,巴魯克獲得了“獨狼”的外號。巴魯克回憶起大危機前夕的情形時說,隨著股價的飛漲,人們已經忘記了“二加二等于四”這種最基本的東西,甚至華爾街擦皮鞋的小孩都開始向他推薦買進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該是脫手離場的時候了。?

  事實上,“群眾永遠是錯的”是巴魯克投資哲學的第一要義。他很多關于投資的深刻認識都是從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來的。比如,巴魯克主張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來鑒別何時算是應該買入的低價和該賣出的高位:當人們都為股市歡呼時,你就得果斷賣出,別管它還會不會繼續漲;當股票便宜到沒人想要的時候,你應該敢于買進,不要管它是否還會再下跌。

  人們常常驚異巴魯克的判斷力,能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對此,他解釋說:“我并不聰明,但我喜歡思考。大家都看到過蘋果從樹上落下來,只有牛頓才去問為什么。”他認為,股票市場的任何所謂“真實情況”無不是透過人們的情緒波動來間接地傳達的;在任何短時期里,股票價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為客觀的、非人為的經濟力量或形勢和局面的改變,而因為人們對發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應。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斷力的基礎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實,你的判斷就是對的,反之,你的判斷就是錯的。?

  在對大眾的心理的認識方方面,巴菲特和巴魯克如出一轍。巴菲特不也常說在大眾貪婪時你要縮手,在大眾恐懼時你要進取嗎?的確,二位大師在投資理念上還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我們前文提到的對公司投資價值的判斷,在采取集中投資還是分散投資的策略方面,二人的觀點也都基本一致。?

  不過,二人在投資風格上還是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巴魯克的投資方法更加靈活多變,他提倡堅決止損。他說投資者如果有止損的意識,即使每十次只做對三四次的話,也會成為富翁。他叮囑投資者要有兩手準備,以便隨時轉身離場。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對于已制定的投資計劃輕易不做更改,他說:“如果你不能在股價跌去一半后,仍能從容不迫地執行計劃,那你是不適合做股票投資的。”能做到這一點,則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選股方式。如此看來,巴菲特像是位內力深厚的太極高手,而巴魯克更像名一劍封喉的劍客。?

  我們不妨來想像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十世紀二三十時代,會是怎樣一個情景。巴菲特或許也能躲過大危機這一劫,而巴魯克則在最后關頭進行“驚險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魯克逐漸淡出證券市場,把主要精力轉向政治和社會公益。他曾先后成為六任美國總統的顧問,并在二戰后美國的對外關系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巴魯克在1916年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為國家防護理事會顧問委員,并獲得與威爾遜共赴凡爾賽會議的殊榮。但是由于整個20世紀20年代國情太順利的緣故吧,他的建議并沒有受到重視。隨著大蕭條的降臨,以及納粹危機的出現,他對國策的建議越來越受到關注。巴魯克成了羅斯福“新政”時期智囊團的重要成員,他提出的一系列經濟建議,包括量入為出的稅收計劃、產業優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膠計劃等,均被羅斯福政府所采納,成為促進美國經濟恢復的重要政策。戰后巴魯克受杜魯門總統之命參與聯合國原子能理事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對社區公益貢獻卓著,被列為一百名最杰出的猶太人之一。巴魯克學院不過是他在投資傳奇之外留給世人的諸多貢獻之一罷了。?

  巴魯克以95歲的高齡死于1965年,可謂福壽全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