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11日

金融危機的肇事者:索羅斯

  我生來一貧如洗,但決不能死時仍舊貧困潦倒!--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

  金融危機的肇事者

  對于全世界的銀行家來說,“索羅斯”三個字,代表著一種邪惡的力量,受其沖擊的國家和地區往往是元氣大傷,典型的病癥是經濟發展倒退,金融體系失效、混亂甚至崩塌。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腦海里,索羅斯的名字,就是投機這個惡魔的化身。

  投機二字,曾經是國人腦海里的禁忌。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投機倒把甚至是一項可以判刑的犯罪行為。上海有名的“楊百萬”楊懷定,便差點因為奔赴各地賺取國庫券差價而被問罪。

  國人對投機的認識,除了價格雙軌制度實行時期的商品倒賣外,影響最深遠的可能要算君子蘭風波。不過,這些與國際游資每日以萬美元計的投機活動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歷史的傷痛深深地烙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

  2004年,溫州炒房團在神州大地出擊時,媒體開始譜寫經濟寓言。在這場妖魔化的運動中,溫州游資儼然成了攪亂房地產市場的中國版索羅斯,一時之下,筆伐之聲見諸報端甚至政府決策者的口中,導致各地銀行紛紛聯手阻擊溫州資金的流動。

  當索羅斯的名字和金融危機劃上等號時,世人的恐懼源自于對游資躁動的恐懼。但是,恐懼并不能讓已腐爛的經濟肌體煥發生機。

  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中,為什么索羅斯總是能夠如巨鱷般嗜血而歸?是其對鮮血有某種特別的嗅覺嗎?

  正如索羅斯所言,“一邊倒的隨大流行為,是引發一場劇烈的市場紊亂的必要條件”。其獨到之處,在于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運行規律的洞察。這給他帶來了難以言傳的預測能力。

  實際上,沖擊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徑,便是在這一地區經濟泡沫到達瘋狂狀態的時候。

  導致泡沫經濟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現象是供求關系的改變導致繁榮到衰敗的轉變,但根源卻是市場的放任,導致金融市場創新速度和監管工具的脫節,為市場的非理性波動埋下導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蘇姍·斯特蘭奇將當代資本主義比作一個規模宏大的“賭場”,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這座“賭場”里不情愿的賭客。

  斯特蘭奇指出,科學技術的創新、尤其是因特網和計算機芯片技術的出現,使金融投機和金融風暴轉瞬間成為可能。像索羅斯從東南亞轉移幾十億美元只用了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全球化越來越像一把雙刃劍。在對外資的爭奪戰中,很多國家品嘗到金融大開放帶來的快樂大蛋糕。但卻對因此而來的地產泡沫、高額赤字乃至資金外逃視而不見。這似乎是一場透支快樂的狂歡,人們必須為無節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價。

  是誰將狂歡者——其中包括某些國家的央行行長,或許是一國元首——從經濟增長夢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羅斯。

  痛苦的90年代,國際金融體系遭遇狙擊,金融危機頻繁爆發——

  1992年的英國英鎊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危機。每一次危機的背后,都是舉國上下財富縮水,而索羅斯卻從這些國家經濟的廢墟上踩過,手里如海盜般拎著滿滿的錢袋。

  不過,索羅斯和18世紀荷蘭海盜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雖然英國人稱其為“吸血鬼夏洛克”,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瓦罵其為“帶有很多錢的白癡”,泰國人聲稱要將他繩之于法,但這并不妨礙索羅斯繼續靠尋找“雞蛋上的縫隙”來賺錢。

  “金融市場有自己的運行規則,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有漏洞,肯定會出現問題,由于我而出現一些情況,只能說明這個國家金融體制的不完善,這與道德和愛心沒有關系。”在參與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殺之后,索羅斯給自己找到這樣的下臺階。

  尋找制度的缺陷,玩轉游戲規則,合法地致富,這是就是索羅斯們在全球資本市場“掠奪”的慣用伎倆。他們的戰車,是資金龐大到所向披靡的對沖基金,手中的武器,則是令世人難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復雜精密的數量模型。

  索羅斯,則是全球對沖基金的“教父”,是金融體系麻煩制造者群體中的頭號人物。

  對沖基金的第一場震驚世界的戰役,是1992年索羅斯發動的狙擊英磅之戰。那一年,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穩定機制,索羅斯則成了“打敗英格蘭銀行的人”,戰果是駭人的10億美元。

  雖然當時全世界對索羅斯的暴富大為渲染,并引起國際金融體系對對沖基金監管不嚴的恐慌,但是,各國似乎并未能夠找到真正對抗索羅斯們的法寶。

  銀行家的一籌莫展,導致的直接結果是,英國央行行長不是最后一個被對沖基金挫敗的央行行長。墨西哥、泰國、印尼、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央行行長,在對沖基金肆虐下,一個又一個低下了高貴的頭。

  下一個備受考驗的央行行長會來自何方呢?

  是中國嗎?

  中國豈能隔岸觀火

  1997年至1998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與中國內地擦肩而過。

  如果危機發生在2007年,結局會怎樣呢?2007年,外資銀行將在中國暢通無阻,在海外資金大舉投資A股的同時,國內資金也可名正言順地投資海外,金融體系對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防火墻已不再是密如鐵桶。

  相信居于廟堂之上者,一定在很艱難地、很嚴肅地思考這一問題。

  能夠僥幸避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機,得益于中國在1993年7月開始采取宏觀調控政策,并在1996年實現經濟軟著陸,泡沫經濟的風險已提前釋放。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金融業當時并未對外開放,銀行體系不受沖擊,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一外匯管制政策,使中國具有堅固的防火墻。

  換言之,當時,中國銀行業的壞賬率已達三至四成,遠高于處于金融風暴中心的泰國(不到10倍),深滬A股的市盈率更是高達五六十倍,但是,對沖基金卻不得其門而入。

  “彼岸失火,怎敢作壁上觀”。1997年以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一直是中國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