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09日

倫敦金融城的崛起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訪華期間表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應當擁有一種全球貨幣,中國應當通過倫敦這樣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發展人民幣。而倫敦對金融變革的嗅覺與靈活性,是其歷經百年風雨而不衰的根源所在,大英帝國的榮光不再,但是它最重要的歷史遺跡——倫敦金融城依然引領世界金融改革的浪潮。18世紀,倫敦在阿姆斯特丹的肩膀上成為與巴黎并駕齊驅的貿易與金融中心,而拿破侖戰爭不僅摧毀了“海上馬車夫”(荷蘭)復興的最后希望,也將倫敦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巔峰。金融城自治的傳統、銀行體系間的自由競爭加上國家間的霸權爭奪,最終鍛造了倫敦金融城的金剛不壞之身,時至今日,倫敦金融城依然可以與美國華爾街分庭抗禮。倫敦金融城的崛起也是大英帝國興衰榮辱的隱秘邏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倫敦金融城的崛起之路令人常思常新。

 

倫敦

“金融城”初長成

拿破侖曾譏諷英國是“小店主”國家,最終這位皇帝在滑鐵盧大敗,帝國隕滅,而英國則登上了世界權力的巔峰。殊不知,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擴張幫助英國蕩平了歐洲其他可能的挑戰者,尤其是阿姆斯特丹,1795年荷蘭并入法國之后,阿姆斯特丹再也沒有復蘇的可能性了,未來金融中心的競逐只可能發生在巴黎和倫敦之間。

聰明的貓沒有教給老虎上樹的本領,所以貓依然是老虎的師傅,而倫敦則將阿姆斯特丹的本事悉數學到家。17世紀引領歐洲金融風騷的非阿姆斯特丹莫屬,而倫敦只是一個貿易中心。17世紀末,英國發生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光榮革命,1688年荷蘭的威廉入主英國,實現了權力的和平更迭,更重要的是,王室財政變成了國家財政,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發行公債,改變了政府的融資方式,并為債券市場的發展創造了機會;第二件就是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這是現代中央銀行的雛形,使英國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貨幣市場。

公債體系和貨幣市場是倫敦金融城崛起的制度基礎,當然這些制度創新的初衷并非為了金融市場的發展,而是給政府提供更方便、廉價的融資,那個時候,歐洲諸國不斷地進行著戰爭這種燒錢的游戲。每一次戰爭都會帶來債券市場的膨脹,“軍需”帶來的市場可以轉化為民用,銀行家、貿易商都可以參與其中。

在歐洲國家發展歷史中,權力與資本之間的博弈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果權力壓倒了資本,那就會產生“朕即國家”這樣的集權式的政府,比如法國;如果資本壓倒了權力,就會出現城市共和國,如意大利地區;實現兩者相對平衡的是英國,倫敦金融城只是大倫敦市的一部分,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189年,而 1215年著名的《大憲章》則為權力和資本之間的博弈確立了規則,金融城內實行自治管理,政府不能隨意干涉,而英國的國王們也愿意與商人合伙做生意。沒有這種政治承諾,金融交易很難進行。1698年一些債券交易商人被另一些人趕出了皇家交易廳,因為他們在交易的時候太吵鬧了,這些債券交易商就在倫巴第大街一帶進行交易,到1773年的時候,已經形成規模并更名為“證券交易所”,如同美國的華爾街一樣,看似無心插柳,實則頻繁交易的必然結果。

倫敦首先是一個自由貿易的港口,處在歐洲、美洲與亞洲構成的貿易網絡的樞紐之地,無論是直接貿易還是轉口貿易都在成倍增加。要做貿易就需要海上運輸,與海運業務并行的是海上保險業務的發展。一些航海家經常光顧一家名為愛德華•勞埃德的客棧,在這里進行交易和拍賣,隨著參與者的增多,這家客棧就變成了會員俱樂部,海上保險幾乎都在這里進行,1773年這家客棧就在皇家交易廳開始交易了。

與貿易發展并行的是票據交易的繁榮,依靠龐大的殖民地交易,倫敦在貿易融資方面超過了阿姆斯特丹,而法國大革命則使倫敦在政府借債領域獨領風騷。1794年的時候倫敦最大的銀行巴林兄弟公司與荷蘭的霍普公司合作為歐洲政府進行融資,一開始巴林兄弟公司只是配角,因為缺少這方面的經驗。到 1803年的時候,巴林兄弟公司就成為主力了,為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進行融資,其方法就是巴林兄弟公司接受美國的國債,同時向法國支付金塊,要知道,英法兩國此時處于對抗之中,巴林兄弟公司豈不是“賣國”?而這恰恰是倫敦金融市場的魅力所在,越來越多的政府跑到倫敦金融市場進行融資,戰敗之后的法國需要支付7億法郎的賠款,巴林兄弟公司“拔刀相助”,承接法國債券的發行,當時的法國首相黎塞留公爵感慨道:歐洲有六大力量: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俄國和巴林兄弟公司。

倫敦金融城“風生水起”,包括歐洲最著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在倫敦安家落戶,到1815年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可以與巴林家族平分秋色了。

金融“雙城記”

拿破侖深知英國的實力,在他當皇帝期間,法國也建立了中央銀行,即法蘭西銀行,與英格蘭銀行一爭高下。戰爭結束之后,歐洲大陸可以與倫敦抗衡的也只有巴黎了,而1871年的普法戰爭則終結了巴黎與倫敦的雙城競逐,倫敦可以“一騎絕塵”了。

1821年英國確立了金本位制度,與之相伴的是英國開始風行自由貿易制度,這兩項制度被認為是19世紀經濟繁榮與穩定的“謎底”。金本位制是政府實行的一項深謀遠慮的政策,它終結了貨幣市場的暴利與動蕩,因此引起了金融城的抵制,而當時的保守黨領袖威廉姆•霍姆基森給首相利物浦勛爵上書稱:英格蘭銀行會使倫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黃金交易市場,倫敦將成為世界貨幣交易的結算地。此后的歷史證明了英國政府的遠見,當然,等到金本位制一統天下之后,倫敦金融城才有指點江山的能力。

19世紀的倫敦金融城依然建基于貿易之上,主要的就業機會還是由商業創造的,直到1911年,金融行業(銀行)提供了17%的職位。在自由貿易的大旗之下,倫敦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強化,在全球貿易量中占有的份額從1850年的20%上升到1860年的25%,而法國則只有英國的一半左右。巴黎的地理位置不如倫敦,但是19世紀40年代興起的鐵路建設高潮則給巴黎提供了扭轉頹勢的機會。鐵路修建需要大規模的融資,這是一個債券發展的新機會,到19世紀60年代,巴黎發行的債券規模與倫敦不相上下,在巴黎發行債券的國家傾向于將本國的貨幣與巴黎掛鉤,1865年法國與意大利、比利時和瑞士這幾個國家建立了拉丁貨幣聯盟,一種名字叫作“埃居”的銀幣作為各國的通用貨幣,一百多年后的1979年,歐洲統一貨幣單位也叫“埃居”,這當然是后話了。對于法國的倡議和挑戰,倫敦方面也比較認可,唯一的異議是,英鎊是更合適的基準貨幣。

巴黎挑戰倫敦的計劃是當時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勃勃雄心的體現,1871年普法戰爭,拿破侖三世成了俘虜,法國要賠償50億法郎,戰爭賠款雖不至于讓法國破產,但使巴黎的融資發債能力大打折扣,更要害的是,俾斯麥帶領德國接受了金本位制,加入了英國的大合唱。此后40年中,英國主導的金本位一統天下,倫敦金融城成為全世界財富大廈的調度樞紐。

倫敦金融城的崛起源于自治傳統與自由競爭,沒有倫敦金融城市長的允許,女王不能隨意進入金融城,正是權力的自我節制為資本的自由競逐提供了廣闊空間。